许多文本或夸张或隐晦地记录了宋徽宗的苦难，但令人怀想的是“北狩”之前的赵佶，神采气度，世间再无。他的瘦金体大多是方寸小字，唯独《秾芳诗》为大字，凡20行，每行仅写两字，用笔畅快淋漓，傲气十足，一如其人。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快乐天子，时代主角

宋徽宗一生的行走路线，除了“北狩”，都几乎留在了京畿地区。对于宋朝皇帝，他们大多一生留在宫禁中。而与此相对的是，宋朝文人开创了大量山水游记和绘画，在更广阔的社会里，旅行在宋朝成为最流行的生活方式。这是宋徽宗人生中唯一未曾涉猎的领域。但伊沛霞观察到“徽宗发现了许多方式，使其生活不需要通过远行也能变得有趣和愉快。他的宗教和审美诉求，都是为了使其世界不至于太小。道教的宇宙图景绝非狭隘和有限制的。假设徽宗能够有规律地出巡，以检阅他的军队，和在现场同他的将军们交流，也许他将会对于如何同女真的统治者阿骨打协商，有一个更好的直觉，又或者他可能会对哪一位将军能够胜任有更好的感觉”。

有宋一代，社会氛围是奢侈富足，却不是淫靡颓丧，而是绚烂辉煌。艾朗诺发现在徽宗近三百首关于宫廷生活的诗篇中，几乎没有描写宫廷妇女生活苦闷，即所谓“宫怨”方面的题材。宋徽宗把后宫生活描绘得富贵、快乐和悠闲，他有八十几个子女，“后宫宫女无多少，尽向园中笑一团”。我们能看到的是，在他的宫词里，宫女们学习射箭，打球，玩选仙，这种被书写下来的理想化宫廷生活，艾朗诺认为有其“先发制人”的用意。诗篇中强调的美与善，相互协调，在徽宗看来，对善与仁的追求，本身即体现了人理之美。

宋徽宗“天下一人”画押

作为宋代超级明星，宋徽宗赵佶给自己设计的签名是“天下一人”。这一个字看起来像个没连上的“天”，有时候脚伸得特别长，有时候又特别短，像个得意扬扬的戴帽子的小孩，却怎么也不愿意“出头”，是最著名的“花押”。每年年底，就是宋徽宗最盼望的时间。他是正统社交控，大聚会的组织者，首都绝对的主角。他本人带头簪花骑马，让士大夫们在东京的夜晚更加自由。宋代本来就每年有大型庆典三次“春、秋、圣”，各地老百姓从士大夫到农民无不游乐，繁华盛景吸引的仁宗的宫女听到宫墙外的热闹还要抱怨宫里冷清。到了宋徽宗，干脆从每年的腊月一开始就准备，一直玩到正月底。

宋徽宗身上集中的光芒，在后世越来越彰显，以至现在的任何一种流行的美学、高雅的生活方式，都有宋徽宗的影子。身为人的个性和灵性，赵佶在皇帝的位置上不仅没有被压抑，还利用自己占有的绝佳公共资源，彻底大鸣大放了一回。

政和五年，也就是1115 年，宋徽宗从十二月二十九就开始期待新年，大放元灯。他觉得观民风、察时态对于自己这位“有道明君”来说就是一个主要任务。到宣和五年，鳌山灯一直从腊月初一放到正月十五，要提前一个多月准备，创下中国节庆史纪录。之前的赵家皇帝还要打与民同乐的旗号，声称自己并不好游玩，而赵佶把“玩”变成了正经的口号，“宣和与民同乐”，大牌子就挂在灯山上，辉煌夺目。

御楼观灯，他让老百姓尽情靠近。上元节，他特许士女接近自己，不仅对皇帝随便看，还赐酒一杯。一女窃取了饮酒的金杯，结果被卫士发现押到他面前，女子当下立诵《鹧鸪天》，工整又坦白，说自己喜爱节庆的美好，与丈夫携手观灯却失散了，“归家唯恐公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将金杯赐予该女子。

人生尝试与时代要求

宋徽宗赵佶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19岁继承兄长的皇位，仅仅六周后，他就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开始了“不美”的抱怨。当时的宫墙用了翠毛装饰，如同珠宝首饰一样精雕细琢，这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父兄打造的奢靡审美却并不符合宋徽宗的品位。

当时的北宋历经了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从欧阳修以降，到王安石、苏轼等最著名的政治家们，不仅仅有许多出身平民的布衣宰相，而且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一代”。一个人在宋朝的人间社会如何生存，这样精神层面的问题，儒家在北宋时还没有提供答案。后世人喜欢在“文艺复兴”的思路上寻找当时这些英才们的思想光辉。以“唐宋变革”来看，宋进入“近世纪”，不再是唐代贵族氏族社会，中央集权制里，皇帝本身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官家”这个称谓透露出，皇帝已经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

宋徽宗的人生尝试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北宋知识分子从程氏兄弟到王安石父子到苏轼兄弟，有一种摆脱黑暗、再现黄金时代的气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者伊沛霞认为，这种风气是一种理想主义。“面向未来，治理现在。这是经济大好时代的表现。”

从这时开始，无论新旧两党，都拼命赞美皇帝以尧舜为榜样。诚意、正心、修身，这些品格成了皇帝和士大夫都需要秉承的伦理道德。神圣王失去了市场，哲人王成为现实。皇帝成了上司，不是君临下界，而是与自己具有相同人间本性、服从同样伦理规范的领导者。

站在当时人的角度，宋徽宗完全符合一个时代偶像的要求：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而非孔武有力。“男性的精致文雅的新潮流”，是有宋一代的“转向”，从追求“大丈夫”到崇拜文人，而这个时代转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宋徽宗。

赵佶15岁封端王的时候，已经融入开封最富有的收藏文化圈。神宗的驸马王诜和赵佶最要好，也是“西园雅集”的组织者，他给端王送梳头篦刀的同时送去了高俅。米芾、李公麟等都是端王的朋友。赵佶少年时就已声名远播，“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佑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十六七岁少年成名，作文词妙图，相比与他同时代的皇家子弟，“不凡”这样来自后世的赞美，对应的是他未登基时前朝宰相给出的“轻佻”评语。

神宗熙宁年间，皇亲国戚月俸七万多，官员四万多，这还不包括公家报销。那时，很多东京的高楼、名园都属于私人，奢侈的建筑、宏丽的花园比比皆是，木材市场兴起，《营造法式》诞生。宋王朝大兴土木，装点盛世，一时之间，高收入和高消费使文化欣赏变成了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在都市空间里，人工创造自然、享受自然，筑山、挖池，用迷你山林，塑造倒错的日常，这就是一千年前从开封到洛阳的热潮。司马光的独乐园，就是洛阳十七名园中的一个。

在理学尚未禁锢人心的时候，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倡导心性和修养的时代。对于至情至性的宋徽宗，元代修宋史的脱脱的评语是“诸事皆能”，就是不会当皇帝。到了现在伊沛霞的研究时代，一千年来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论点。

伊沛霞认为，宋徽宗这种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背后无不包含着政治和思想的诉求。宋徽宗面对的是一个升平之世，北宋社会稳定繁华，经济生机盎然。无论是士人阶层淡泊自然的理趣意旨，平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诉求，还是中央集权对国家统治的纵深程度都远超于唐，而宋王朝对外的文化影响空间辐射亦远超其国土面积。尽管宋徽宗也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但相对于政治军事上的开拓，他更在意的是迈出以规范来定义“美”的步伐。

美的定义与圣王之治

日本学者小杉一雄认为，宋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关于瓷，最有名的诗句来自宋徽宗对美的定义。“雨过天青云破处”是他做的一场梦，这诗也可能是柴荣所做，但大量的文献记载都把这句话送给了极大提高官窑青瓷标准和质量的宋徽宗，因为他追求极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探讨宋徽宗的日常生活，会被“兔毫连盏烹云液”的精美茶盏所吸引，会为“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的茶花而感叹。宋徽宗的专著《大观茶论》要求，茶盏尚青黑，有玉毫条达，用水需清轻甘洁。由此，确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现形式，而突破了饮的界限。

再说北宋官窑，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宋代官窑瓷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这就是宋徽宗赵佶的创举。官窑严格按照宋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产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这些带着文化密码的瓷器在当时还只是皇家日用品，而离宋徽宗眼中的真正艺术之美的距离还非常遥远。

什么是美？如何定义？对于美的前所未有的热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无论中国、日本还是全世界，有一种布迪厄所谓的“被身体化的嗜好”，也就是中国文化密码，这种密码很容易就追寻到宋徽宗身上。回到当时的现实，宋徽宗的书法和画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就能得到浅薄的奉承与认可，他经常赐给大臣大量书画，有时受赏者多达六十人，但朝野之人无不互相奔走，只求一观。到了南宋，流传在外的徽宗书画已寥寥无几，到乾隆时认真求索，徽宗真迹也屈指可数，且大多藏于宫廷，世间难得一见。

宋徽宗以瘦金体写给地方学校的文章和蔡京的题字一起刻碑，送往全国的学校，御笔诏文在全国勒石竖碑，作为君王与臣民相互沟通渠道，借此向全国臣民布达关于新政与道教的思想。宋徽宗那独特的瘦金体御书，更展示了他的天生才华与无比魅力。伊沛霞认为，赵佶是用自己的书法艺术力图表明，自己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这与他以往被塑造的形象有了巨大的不同。

什么是美的表现形式？宋徽宗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书法、茶、画、收藏、园林，中国文化被津津乐道之美，都在赵佶的日常里。宋徽宗以自己的创作、标准和品位来发展艺术，这些美的表现形式，流传了漫长的岁月，被一代接一代文化精英、士大夫为主体的审美者乃至今天的平民百姓继承延续。即使宋徽宗是一个如此失败的皇帝，但艺术史、收藏鉴赏史的力量，逐渐积累下来的却是文化的认知。

恒久典范的建立、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如果仅仅以“美学”来概括宋徽宗的作为，显然过于简单化。赵佶登基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管理帝国臣民的信仰。他对礼乐制度的建设有很高的期待，欲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现在中国大部分神的性质、名称都是《政和五礼新仪》制定的。从朝廷到普通家庭，采取的是完全同一的标准。如此详细制定礼仪规范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王国维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宋徽宗第一次把古礼器青铜器集中定义，内府所藏青铜器达到800多件。中国知识分子的收藏热由此开端。

北宋中期，党争延续了三十年，进行到了宋徽宗的时代，新旧党已经发展到用一套相同的极端话语体系来互相攻击“忠、奸、正、邪”。然而，宋徽宗却与他的祖父、父亲不同，他希望走上古圣人的道路。神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是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心如何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到徽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更多地转向礼制文化，力求达到“上古圣王”的目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徽宗从“上古圣王”的政治概念中引申出施至治之权，行有为之政，试图全面改造社会。

定义品位与伸张自我

对于美的空前热烈的追求，在宋徽宗的带领下，北宋人的文化生活开辟了大片新的天地。瘦金体、花鸟、文人画，代替了赵佶个人的具体形象，他以品位和修养成为千年里长久流传的典范。在书法上、绘画上，赵佶既拥抱过去，又开创了一大流派。他书法学黄庭坚，又自成一体，写字速度飘忽快捷，“省墨水”，前所未有。

伊沛霞认为，瘦金体作为一种书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秩序、精准、纪律，但极富优雅、风格、精美与才能。“宋体”就是秦桧在仿照瘦金体基础上，做出“横细竖宽”的通行字体，至今仍是中国人电脑里最常用的字体。有一个关于瘦金体的评价叫“断金割玉”，被认为是加入了极强个性、思维和情感的书法。今人的看法是，菱形的笔画特别符合钻石切面的角度，与讲究“藏锋”不同，锋芒毕露，灿烂闪烁。赵佶对自己的书法非常自信，才有了“崇宁通宝”这样中国古货币里的最美作品。

在升平之世里，才人辈出，当时的画师大都选择入内供奉，“艺术类”考生得到了俸禄和地位，也第一次形成了“院体”风格。张择端、李唐都是画院出身，然而他们的画作却并不局限于单一的题材、画法。海外史学家普遍对于北宋宫廷画师追求壮丽与开阔的意境，而不单是表现宫廷生活进行过研究。北宋灭亡后，画师南下，又开启南宋绘画的新时代。

有宋一代，书法、绘画成为文人伸张自我和主观的形式。“达我意，会我心，适我意。”书画完全成了个人的追求。在宋徽宗以前，书画尚未能融为一体，但他以其独到的品位与深厚的涵养确立了文人画的风格。“竹锁桥边卖酒家”“乱山藏古寺”，以意境来考核绘画，宋徽宗是第一个人，也奠定了文人画审美的方向。国家财力丰厚，更使宋徽宗可以把自己品评艺术的标准推广成为范本。看看《宣和画谱》，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宋徽宗喜欢的是五代及宋的画作，又特别喜欢花鸟和山水，每一个类型他都有特别喜欢的画家。

而宋徽宗本人，最擅长的也正是丹青，“笔墨天成、妙体众形”是赵佶画作和谐感的最佳体现。《桃鸠图》藏于日本，2004年在日本公开展出。宋徽宗画鸠瞳“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被评价为“诗性与再现性写实的融合”。鸟儿的眼睛如此鲜活，让《萤火虫之墓》《风之子》导演，吉卜力三驾马车之一高畑勋感叹道：“从侧面捕捉其姿态的鸠鸟，眼睛溜圆，本来很容易流于平面，成为刻板的图案，但作者有意地从这个角度去描绘，显然正是要借这种不以正面呈现的手法营造出一种装饰趣味和不流俗的美感。对鸟喙的精妙刻绘，浑圆的鸟腹显示出体态的俊俏丰满，这些都让人感受到鸟儿切实的体温与生命活力。”

宣和时期画作展现的是太平无事的美好。宋徽宗考察画师，出题目为“孔雀升高，必举左”，这种意境宛然使后世之人尤其南宋士大夫，感慨其巧夺天工，甚至痛哭天涯。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最早能对徽宗之画做出描述和赞赏的，只有比他大二十多岁的蔡京。两人书画相合，蔡京的序跋往往先讲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然后话锋一转，说皇帝“德动天地”，画出纯白之鹰，他本来见过此鹰，但皇帝的画作让他更觉神妙无以复加。《雪江归棹》蔡京是亲眼看着徽宗画的，“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徽宗的画固然妙，蔡京的字也很美，这样的杰作上升到神智与造化之上，属于两个人神交的水平。收藏加评论，这就是宋徽宗为后来历代中国文明爱好者留下范本的作品。

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即使是那些与蔡京有政治矛盾的人，也无法抑制自我修养对美的感受。宋徽宗爱马，宣和天厩养着御马，“宋徽宗的马”绝不是模拟展子虔而来。即便是主战派领袖人物李纲，也收藏了两幅徽宗的马。即便李纲在靖康之难中独担大任却终遭背弃，他还是为徽宗“非行非立非驰逐”的画法所展现的马的纯粹高贵之美而震撼，“如马一毛，如地一尘”。

北宋湮灭，家国破碎，李纲的心情是“小臣凄愤”，不由得发出“空留此马落人间”的叹息，因为赵佶已经坠入一去无消息的漫漫“胡尘”之中……美创人造草坪